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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先生与赛先生是谁？（史纲） - 知乎

德先生与赛先生是谁？（史纲）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德先生与赛先生是谁？（史纲）小脚冰凉的星星生还不为巧合，或能闻名遐迩该篇文章转自近代史课的论文展示，非本人创作，欢迎大家吐槽斧正【摘要】：1915年陈独秀于《新青年》杂志中第一次明确、公开、响亮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 (即“德赛两先生”) 这两个口号，至此民主与科学开始走进国人的视野，此篇文章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而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得到了弘扬，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可以说德先生与赛先生之于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论文主要讨论德先生与赛先生是谁，以及其在中国的由来和发展。1.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谁“德先生”即“Democracy”，意为“民主”，所谓“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此口号的提出旨在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民主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政府，必须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必须是一个能够赢得人民信赖和支持的政府。在民主国家，政府和人民应该是鱼与水的关系，而不是玩着政客玩选票游戏，高喊口号却把问题丢给人民，人民天然不信任政府的博弈关系。简而言之，民主就是要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人民，逃避或掩盖问题。“赛先生”即“Science”， 意为“科学”，所谓“科学”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谈及科学，第一要保持“谦卑”，承认自己不知道，第二要保持“自信”，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想办法解决问题，第三要尊重规律、敬畏生命，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作风。2.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由来 清朝以来，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导致了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渐被西方国家赶超而不自知，直至1940年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国门打开后，一向自诩为天朝上人的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终于感受到了自身所遭遇的危机。于是乎，各路爱国人士展开了一系列救国于危难之际的运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口号。鸦片战争后，魏源建议向西方学习，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先进思想；19世纪60到90年代间，曾国藩、李鸿章代表的洋务派则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先后举办了一系列洋务运动；而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戊戌变法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而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并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915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首次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这样写道：“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1】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也被史家称之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国点燃了民主、科学之火，推动思想解放、文化重建，进而引发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新青年》在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形成了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的局面。3.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的发展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 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也是完全切中时弊的。民主的直接对立物是专制, 科学的直接对立物是迷信, 专制和迷信正是中国几千年典型的封建专制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的各个阶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等大千世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恶魔全面宣战, 需要有“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山行”的极大的勇气。【2】在五四运动后，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五四运动后, 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的发展, 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为倡导民主、科学作不懈的努力。党建立的初期, 努力唤醒工农、组织工农, 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各地设立工人夜校和农民运动讲学所, 对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启蒙。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就不算是最好的革命者”，朱德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3】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78年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参考文献】【1】：选自《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2】：选自《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的历程》。【3】：选自徐耀耀《德赛先生在中国的由来和发展—纪念五四运动82周年》。编辑于 2020-05-28 18:26中国近代史​赞同 77​​6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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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_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德赛两先生播报讨论上传视频民主和科学的形象称呼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 [1]中文名德先生赛先生简    介民主和科学的形象称呼提出者陈独秀目录1历史背景2简介3意义历史背景播报编辑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大力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自此，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们给未来中国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1]简介播报编辑“德先生”：即“Democracy”，德莫克拉西（音译）——意为：“民主”，所谓“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赛先生”：即“Science”，赛因斯（音译）——意为：“科学”，所谓“科学”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1]意义播报编辑德先生和赛先生意义“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一口号，是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1]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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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精神建构--报刊--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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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精神建构

来源：文艺报　|　刘勇 张悦　　2017年05月03日06:40

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为何感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中国人为何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时,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现在看来，这三个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越来越精湛，而且在以后会更加精湛，但这些科学技术背后的人文精神是否能够同步跟上？民主制度越来越完善，但人们精神上的民主是否能够同样健全？这是五四在百年之际留给我们思考的重要命题。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精神旗帜，“民主”和“科学”是理解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两个关键词。今天所有对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描述，几乎都不会绕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历史告诉我们，人们越是对一些东西形成共识，这个共识往往就越容易遮蔽它本身的内涵。“民主”和“科学”究竟何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这两个口号对新文学思想特质和精神面貌的形成有何关系？100年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关键因素的今天，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新的思考？无论如何，“德先生”与“赛先生”随着百年五四的历史进程，渗透到中国文化、思想、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德先生”与“赛先生”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构建起了百年五四的根本价值。

批判还是建构：作为口号的“民主”与“科学”

长久以来，“德先生”与“赛先生”都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但近些年来，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科学与民主并不能代表五四最根本的精神。这种说法根源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五四一代人一边大力号召民主与科学，一边却并未真正建构起一个关于民主、科学的理论体系。曾经有学者统计，《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深入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3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①

这既然是一个显在的事实，为何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还仍然将民主和科学视为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精神？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当五四那一代人在号召民主和科学的时候，他们在谈些什么？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首次提出“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口号：“国人而欲脱愚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认为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提倡科学和人权。1919年，“德先生”和“赛先生”第一次正式联合出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③。

不难发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几次重要亮相中，再三出现的，并不是民主和科学本身的含义，而是为什么要提倡民主科学的原因。民主,是为了消除封建和专制、为了反对旧礼法和旧伦理；科学，是为了消除愚昧和落后，为了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在陈独秀的另外一处表述中，这种意图更为明显：“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④。“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出现一口气伴随了10个“破坏”，却没有明确阐释民主和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比起解释科学民主“是什么”，陈独秀更看重的是“为什么”需要科学和民主。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种“为什么”比“是什么”更急迫，也更重要。

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早已经开始提倡要学习西方科学的技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早已经提倡民主共和，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没有真正地走向民主和科学，反而是封建复辟势力一次又一次甚嚣尘上，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应该首先实现思想上的“民主”与“科学”？而在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想实现这种思想上的“民主”与“科学”，首先要解决和处理的，不是建构起“科学”的价值体系、梳理清楚“民主”的复杂的内涵，而是尽快扫荡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那些“不科学”与“不民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被提起的民主与科学， 它们的批判性意义要远远高于他们的建构性价值。五四先驱者们迫切地希望拥有一个可以祛除中国几千年来国民劣根性的强有力武器，一个可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良药。因此，作为口号的“民主”与“科学”显然早已经超脱于它们在西方的本源意义，而成为了一个可以囊括批判封建专制、重审传统文化、反思传统道德伦理等诸多命题的两个精神偶像。中国社会中原有的许多问题像农民问题、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等，在五四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民主与科学进入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以后，这些问题得到了重新呈现。正是以民主科学这种新的目光来关注特殊处境下的中国现实，五四才得以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关于国家、民族、个人、启蒙的观念和实践。所以当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⑤。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人都懂得了科学，而是说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和价值信仰。

缺席还是变型：作为思想资源的“民主”与“科学”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两面旗帜，新文学是五四的重要成果，但今天我们谈起五四新文学，更多地会将它的精神特质概括为启蒙、跨文化、个性解放等等，很少会认为民主科学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点。虽然鲁迅的杂文里提到不少自然科学与科技知识；郭沫若不少诗歌里也有对火车、飞机等现代科学文明的热情礼赞；巴金的《家》里有对“闹鬼”这些批判封建迷信的情节等等。然而，这些为表现科学的情节设置也好，直接对科学的赞颂也罢，好像并不能构成这些作品最重要的精神价值，更不是新文学留给我们今天最为宝贵的东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民主在五四新文学中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

事实上，五四时期引进的科学和民主不仅仅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已经脱离于西方的本源概念，这两个词在新文学作家之间的理解上，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科学是推动西方文明的技术知识还是一种质疑和批判精神？民主究竟是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还是一种社会形态？陈独秀对科学的定义是一种主客观的相对性：“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⑥但胡适却并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⑦在胡适那里，“‘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式。”⑧任鸿隽将科学理解为一种思维方法:“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今之物质与数千年前之物质无异也，而今有科学，数千年前无科学，则方法之有无为之耳，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⑨鲁迅则认为:“现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⑩

由此可见，从一开始，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于这两个概念就没有达成过共识，民主和科学只是为五四作家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根据自身需要幻化为各种各样的形态，从而生发出启蒙、自由、个性、反叛、批判等等文学命题。鲁迅致力终生的“国民性批判”，批判的不就是国民性中那些“不科学”的瞒和骗、那些“不民主”的麻木与愚昧吗？《狂人日记》里数千年里“吃人”的社会，《风波》里让人惶惶不安的那根“辫子”，《祝福》里祥林嫂捐出的那条门槛，这些不都是鲁迅想要用“科学”和“民主”去消除的痼疾吗？

科学，在胡适那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观，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根本动力，也是胡适对当时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的准确判断。在茅盾那里，科学又幻化为追求客观细节和理性的精神。从长篇处女作《蚀》三部曲到代表作《子夜》，再到后期的《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一系列重要作品，茅盾展现出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社会政治历史图景，叶圣陶曾评价茅盾：“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11，这种“写论文的精神”，说的就是茅盾对于细节和客观事实的追求。科学如此，民主也是如此：在文学研究会那里，它是反映社会问题的“为人生”主张，在创造社那里，它们又体现为一种对自我的表现，对人性的尽情抒发。它既可以是巴金笔下对封建大家庭的控诉；也可以是周作人描写普通人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

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文学成果，都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催化下诞生的。科学与民主给五四新文学注入了“现代”的概念，这是它与传统文学能够区别开来的重要特质。在文学努力挣脱传统文化母体的束缚,力图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科学和民主是赋予新文学现代意义的重要精神资源。

 本体还是精神：民主与科学的人文内涵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处于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战争时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在航天、生物、互联网、通信等多个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尖端，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我们是否能说，科学与民主已经完成了它们的百年使命？今天的我们比五四那一代人拥有更多更快捷的渠道去接触科学民主，但是，我们对科学民主的理解似乎没有更加丰富。

纵观五四这一代人，有多少人都是怀着科技救国的抱负出国学习医学、军事、经济、土木、电气，最后又都放弃了自己原本的专业转而投身到新文学大旗之下？鲁迅学过海军、学过开矿、学过医术，徐志摩在美英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丁西林在英国学的是物理学，郑振铎学的是铁路管理，夏衍学的是电工技术，成仿吾学的是造兵工程，可以说五四的大多数先驱者们对于科学的各个门类都进行过专业的学习，但当他们在面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科学”的时候，不是简单复制和移植他们在西方所学到的技术知识，而是透露着一种精神价值、人生观念层面的思考，体现着一种人性深处的拷问。这种思考和拷问深深地扎根于当时中国的现实环境，融合了五四那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最深刻最贴切的理解和感受。比如说鲁迅、胡适、周作人他们都深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他们都知道“新的”比“旧的”好，但他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价值，却不仅仅是他们的创作有多创新，而更在于这种“新”是以继承为基础的，在于用一种科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实现旧文学和新文学之间的创造性融合。民主在五四这一代人这里，不仅指向突破专制的个人自由，同时还指向承担时代社会的责任，这两者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郭沫若那样浪漫多情，但在某些方面，他比文学研究会、人生派还现实、还人生。胡适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这是一种个人自由的追寻；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积极为新文化运动振臂呐喊，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担当。这是五四赋予民主科学的精神价值，也是民主科学回馈五四的文化底蕴。由此，民主与科学才能在各个作家的笔下、在多次文学论争的过程中得以精彩各异的呈现，才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为何感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中国人为何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时,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12现在看来，这三个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越来越精湛，而且在以后会更加精湛，但这些科学技术背后的人文精神是否能够同步跟上？民主制度越来越完善，但人们精神上的民主是否能够同样健全？这是五四在百年之际留给我们思考的重要命题。

①岳成浩、陈萍：《追问“五四”先贤的民主观——启蒙的“残缺”和民主的“悬浮》，《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③《“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④同上。

⑤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著，《科学与人生》，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⑥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8页。

⑦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⑧同上。

⑨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卷1号，1915年。

⑩鲁迅《随感录》，《新青年》，1918年10月。

11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载《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12梁启超1922年8月20日在科学社年会上的演讲，题为《科学精神和东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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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 搜狗百科“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也是中国 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 其中：“德先生”：即“Democracy”，德莫克拉西(音译)——意为：“民主”，所谓“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赛先生”：即“Science”，赛因斯(音译)——意为：“科学”，所谓“科学”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网页微信知乎图片视频医疗汉语问问百科更多»登录帮助首页任务任务中心公益百科积分商城个人中心德先生赛先生编辑词条添加义项同义词收藏分享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也是中国   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其中：“德先生”：即“Democracy”，德莫克拉西（音译）——意为：“民主”，所谓“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赛先生”：即“Science”，赛因斯（音译）——意为：“科学”，所谓“科学”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中文名德先生赛先生展开说明中国 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展开简介民主和科学的形象称呼展开历史背景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运动展开词条标签：近代史语言政治军事书籍学科历史著作历史事件历史免责声明搜狗百科词条内容由用户共同创建和维护，不代表搜狗百科立场。如果您需要医学、法律、投资理财等专业领域的建议，我们强烈建议您独自对内容的可信性进行评估，并咨询相关专业人士。词条信息词条浏览：175410次最近更新：22.04.15编辑次数：13次创建者：ら懷淰￠箛獨突出贡献者：新手指引了解百科编辑规范用户体系商城兑换问题解答关于审核关于编辑关于创建常见问题意见反馈及投诉举报与质疑举报非法用户未通过申诉反馈侵权信息对外合作邮件合作任务领取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索词条编辑词条 收藏 查看我的收藏分享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投诉登录企业推广免责声明用户协议隐私政策编辑帮助意见反馈及投诉© SOGOU.COM 京ICP备11001839号-1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真正认识“德先生”了吗？ - 知乎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真正认识“德先生”了吗？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真正认识“德先生”了吗？valar dohaeris同福客栈铂金会员，鹅城二级调研员1919年，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德先生和赛先生开始进入民众视线。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民主（Democracy，音译读作徳莫克拉西）就是德先生，科学（Science，音译读作赛恩思）就是赛先生。但是，一百多年过后的今天，神州大地上的我们，真正认识德先生了吗？换言之，德先生所代表的价值观，我们真的理解吗？为了探寻这个答案，不妨先思考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我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吗？例如，丁城现在有各种乱象，用铁链上锁一封了之，婴儿和母亲强制分开隔离，老人被拉上大巴凌晨送到方舱坐一夜，管封不管饭，权责不匹配，亦或是power过大，随意侵犯个人而个人毫无还手之力。凡此种种，可以说吗？相关的记叙和表达，能够存在网络上吗？有个“封大人”，他认为不可以：明明朝廷有很多做的很好的地方，为什么只看到不好的地方呢？已经很不错了你不知足，对不好的地方批评是不是在诋毁、刻意带节奏？是不是和歪部势力配合？如果人人都这么随便说岂不是全乱了？如果早点封城就不会这样了，全怪SH执行力太差。为了大局考虑，一些人判断力不行所以不能什么都说。应当团结，不然14亿人民怎么管理？可是，封大人思考过程中，是不是自己默认带入了管理者的角色？再者，不管是清0还是共存，普通民众做了什么？是他们做的决定吗？活该SH人倒霉而啥都不能说吗？最重要的是，究竟一个人有没有权利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替别人做决定？在德先生来看，一个人当然有权利发声，因为表达必须是自由的。每个人生来就有这项权利，不应该以任何理由被压制。更何况这种表达根本没有妨害他人，只是在陈述所见到的客观事实，不是在诋毁朝廷，相反是希望有更高效的朝廷和更好的个人生活，这有错吗？再者，如果在自身的生存和自由都严重受影响的前提下，对当前的制度提出任何质疑和反抗都应当是被理解的。其次，我有资格表达自己的声音吗？有位建大人，他是这么认为的：你在爱丁堡吗？不在的话你凭什么写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外国人？你是病毒学或者疾控专家吗？你懂politics吗？你懂管理吗？你是什么学历？什么水平？你说的就是权威吗？你说的就是真的吗？你有资格对别人说教吗？所有这些都能决定我是否有资格发声和表达。在德先生看来，这种想法一定十分的荒唐和可笑，甚至是可悲的。首先，这些想法的本质就是迷信权威。只有最有权威者才有资格表达意见。同时，认为官方或者高学历即是权威，他们说的天然就更应该信服，他们的话不用加以分析就比普通人说的更正确。再者，这就是认为关于问题的正确定性只有一个。同时，这种声音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必须说教以让所有人信服。德先生则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论他的阶级、学历和地位。这种声音的对错只和问题本身有关，只和他对问题的意见有关。不会因他的学识或者地位而使这种意见遭受歧视，更不能凭借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就否定意见本身。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两种答案所蕴含的不同价值观。封大人和建大人的思想，实质就是几千年皇权王朝的教化和影响下很多人的信仰和处世原则。崇尚权力，迷信权威，强调等级，混淆朝廷和郭嘉，鲁迅先生对此有更深刻的评价。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化下，或有意或无意，这已经是刻入DNA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而德先生背后蕴含的本质，则是对人更本质的思考——人首先应当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某国人、教授、工人、朝廷命官、农民或者亿万富翁。作为人，天生应当是有某些基本的权利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侵犯的。生命、吃饭、结婚、生育、言论等等自由，这些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都应该是被保障的。基本人权，就应当是具有普适性的。由包括我国在内的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宣言》，应该是全部人的共识。这种共识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原因，是各种制度和规则的底线，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以任何理由被侵犯的。作为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以上提到的权利和自由，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这种平等，不是要求亿万富翁和乞丐平等，也不是空喊的一句口号。而是在谁也不能妨碍谁的平等，在追求幸福时规则所提供的机会是平等的，不受歧视和不受限制的。因为结果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而保证过程中规则的平等是值得追求的。人和郭嘉的关系，本质是一种合作关系。个人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给管理者，获得相应的保障和收益。因此，个人和管理者之间也是平等的。人和人之间，人和管理者之间的这种平等，就是由以上的共识所维系，由大家都坚持和崇尚的规则、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作准绳。所以，德先生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就是基于对人权和平等的保障和追求。其实也可以从德先生democracy这个词根的构成方面看到西人的逻辑思路。democracy中文一般翻译作“民主”。单词由demo-和-cracy两部分构成，其中demo-表示“人民，大众”，-cracy表示“权力，治理”。因此，Democracy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民众治理”，译为“民治”和“共治”可能更贴切。如果仍然按习惯将democracy翻译作“民主”，那么其含义也绝非“以民为主”，而应该是“民众主宰”。“民”是治理者本身，而不是被治理的对象。它代表了一种平等的治理观，管理者“权由民授”。如果将“民主”联想或者误以为封建思想中类似“以民为主”的口号就大错特错了。一般来说，这种思想往往只关注“民为主”这样的价值观，而忽略了这句口号的主语，即“谁”发出这个动作，也就是“谁”“以民为主”？默认的答案是朝廷，或者所谓“上位者”。同时，这种思想实质还是暗含等级地位差异，仿佛存在天然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上位者在“治民”，对下位者“民”给予家长式的管理照顾。上位者有“更大权力”自然合理，相信上位者会为下考虑要以下为主。可另一方面，权力又是由上而授，对上负责。这种“以民为主”更多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赏赐和施舍：牧羊人掌握巨大权力，又对小羊们保证这种权力不会滥用绝对会“以羊群为主”。或者就像有人许诺交出刀枪、粮食、金子给他听他指挥，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并为你做主。这充其量是一种对结果的保证和承诺。正如前面所讨论，结果根本无法预料——毕竟几千年来无数王朝都是手握巨大权力，又喊口号保证“以民为主”。几千年来也都是“我虽然地位比你高、权力比你大甚只要做出的决定都能强迫你执行，但我的决定绝对会以你为主都是为你好。”可是，这可能吗？我想天朝几千年来的王朝兴衰就给了我们答案。只要还玩这种事实上的权力不平等加上许诺保证这种模糊概念的障眼法，就都逃不脱几千年来的历史周期律。这种观念实际承认了过程上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又用保证结果平等的谎言来加以掩盖——终会导致程序和结果两方面的平等都不能满足。而西人更强调过程合理，思考人和人、人和社会的本质，权力的来源。在这种认同下，保证人权自由和平等的底线，对权力做出限制。政fu是管理者而非统治者，管理者的权力大小如何都由民众决定，由民众授予，保证大众治理。而且，规定这种权力的边界，即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个人正当权益。虽然结果上来看不一定平等（因为本就不可能），但至少程序和规则上是平等的。大家都是认同的，这一点能得到保证。这种价值观目前看似乎更靠谱些。Democracy翻译成“民主”，更准确的理解是“民众主宰”，而绝对不是“以民为主”。这两种理解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述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权参与治理。另一方面，也只有大众治理，才能保障这种自由和平等。因为一旦权L集中，就会导致Q力过大，进而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自由。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很容易越界，无法保障前面提到的各种权利、自由和平等。所以，德先生还蕴含了权力必然要分开并且受限制的观念，即民主体系必然要权力分制。他是一种明确的治理方式，即民众治理，人民主宰，而不是一种虚幻的模糊不清的价值观。因此，德先生背后到底蕴含了什么？他包含了对人的思考，对社会和郭嘉的认识，对基本权利的坚持和保护它不受侵犯的决心，以及基于这种逻辑对权力体系的限制。（这也是西方为啥抱团能“玩在一起”的原因，也是很大程度上为啥反对我们的原因。如果经历过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以及最近的各种魔幻现象，我相信会更加理解这种价值观的意义。即使不认同或者嘲笑西方的民主，也应该是对它有一定了解之后再反对，而不是抱有偏见毫无思考一无所知地跟风黑…）回到开头的问题：一百多年过后的今天，神州大地上的我们，真正认识德先生了吗？通过上面的讨论和联想，想必我们也都有了答案。我悲观地认为，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真正地认识和了解过德先生。至少现在是这样。为何如此呢？一方面，德先生被污名化，刻意地被带跑偏成了”一人一票“的形式主义，成了要自由不要命的笑话，成了zz正确的一种调侃，自然就不会有人思考这些西方人到底在坚持什么，到底在反对我们什么？另一方面，作为坚持此意识形态的老美，也曾入侵伊拉克、越南，留下阿富汗满目疮痍，英法在非洲和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也黑料颇多。正如曾经是人类希望代表进步的苏维埃，最后也滑向了独裁和侵略。这种行为也是事实上的背叛和自损招牌。那么，这是民主和科学本身的错吗？德先生和赛先生没有太大价值吗？当然不是。必须要承认的是，以德先生的意识形态立国的每利坚依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近代科学的源头欧洲依然是幸福指数最高和个人权益保障做得最好的地方。那里依然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相对更成熟的政治体制；而从近代到现代，我们几乎是在科技史上缺位的，近代科学和最先进的文化没有诞生在这片土地。49年和改开以来，我们取得了不少成就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但其中多少是制度文化优势和科学技术的反哺，多少是由于父母一辈无数普通民众的勤劳奉献，我想答案不言而喻。再拿疫情来看，19年爆发到结束，从结果来看我们确实做的很好，西方措手不及但又没什么有效手段。看到欧美的超额死亡，但是也要看到前面湖北黄冈卫建委的乱象，李医生的经历。疫情后期，西方早已完成了平稳过渡，这边却依然乱象丛生。相反，德赛两先生太重要。做得好还是坏，取决于有没有真正地坚持民主和科学。以上不是捧一踩一，稳定和发展也不能靠比烂和自欺欺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要改。之所以有好有坏，原因在于有没有真正地坚持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并不是美西方的专利，更不是他们批评我们的工具，或是使噤若寒蝉避之不及的话题。不论是在舍会主义制度下还是资本主义郭嘉，它都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它应当被我们所理解、掌握和尊崇，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让这片土地上有真正强大先进的文化国家。就像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我看来，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最现实的方法和最可靠的保障。有感于近期疫情防控出现的乱象，结合长久以来对某些事件某些问题的看法和思考，本想发在公众号给家人科普或者和朋友一起思考讨论，奈何连审核都直接不被通过。想要表达交流的欲望，化为青年节夜晚的胡思乱想。2021.5.4山东蒙阴编辑于 2022-05-11 17:38五四青年节​赞同 14​​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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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望“赛先生”

百年回望“赛先生”

百年回望“赛先生”

2019年05月06日 09:03:57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高博

　　1919年，《新青年》喊出的“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100年来，“赛先生”成为推动中国改换面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五四”百年之际，回顾风雷震荡，我们更理解中国科学进步百折不挠的源动力，更敬佩先贤为后人铺路的勇气与卓识。

　　“赛先生”唤起一代代青年

　　“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讲话中说，“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数学家和科普专家王渝生说，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1月15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六卷一期上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并说“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赛先生”作为这场运动的大将，冲击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统治、破除了教条与迷信的束缚，极大解放了青年人的活力。

　　王渝生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20世纪初，西方科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出现了很多翻译本，西方科学被一律叫做“格致”。而“赛先生（science）”这个词基本上是1919年，经过陈独秀上述一段话，才为广大中国人所知晓。

　　“‘赛先生’到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可概括为‘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王渝生说。

　　早在清末，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就被有识之士特意提倡。而五四运动更进一步，点燃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火炬。

　　王渝生说，“五四”之后为“四科”而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人比比皆是。詹天佑成为时代偶像——不光是某一行当的专家，也是爱国者和思想者。他们不畏艰难，愿意为科学和民族献身的故事，感动了一代代年轻人。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国难当头，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学者。”王渝生说，他们正是秉承了“赛先生”精神，并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人。

　　王渝生记得，1956年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当时读中学的他，开动脑筋画了一张“科学号”机器草图。那是一辆大卡车，前后两张嘴，吃进去泥土石头木头，拉出来的是高楼大厦。他想要用科学的力量“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王渝生当时的榜样是科学家汤飞凡。汤飞凡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在1955年发现了沙眼病原体。王渝生说，“赛先生”的感召，让他走上科学道路。

　　“一直到今天，我取得一些成绩，就是因为尊重‘赛先生’的教导。”王渝生说，“现在我76岁了，还在做科学普及，也是要为‘赛先生’服务。我想我会永远跟随‘赛先生’，直到生命终点。”

　　时势造英雄

　　科学的重要，被我们视做当然，但这是“赛先生”努力的结果。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副教授罗兴波说：“科学进到中国来，很多排外的保守派是反对的，民众接受也用了很长时间。百年前，普通人没觉得科学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所幸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看到了科学的巨大价值。今天，‘科学与生活密不可分’已成为我们的共识。”

　　1919年“赛先生”开始被中国人推崇，与清末教育革命有关。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说：“中国1904年推行新式学堂，1905年废除科举，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1904年后接受新教育的年轻人，知识结构则完全不同，世界观改变了。十几年后他们成长起来，面对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了找寻出路，开始发声。”

　　19世纪末已有中国媒体宣介科学。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文章中已经开始赞颂科学。清末科学教材全国印刷流通，普及了新知识。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致力于在中国传播新知的《科学》杂志同年发刊。

　　王扬宗说，中国科学社的教授是后来支持“赛先生”的主力。他们多为留美和留欧学生，许多人跟世界一流科学家工作过，比起只能从书本上感受科学的清末的徐寿那批人，新一代更明白科学是怎么回事。

　　罗兴波指出，尤其是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美学生，基本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回国后成为促进科学的主要力量。“《新青年》一开始还是竖排；《科学》则是横排。”罗兴波说，可见《科学》之新派。

　　1917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翻译欧洲人的演讲说：“中国长期受保守主义之统治，进步缓慢不足为怪，当前急务是要普及科学精神，尔后才有进步可言。”任鸿隽认为“其说颇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可称之为“赛先生”的先声。

　　陈独秀激情肆意的文章，最大的意义，是让“赛先生”从精英书斋走向普罗大众。而且陈独秀指出科学可以解决精神问题，这种说法对去除中国过去的迷信和神学愚昧是有利的；也奠定了后来中国人对科学的敬仰心态。

　　“新文化运动那批文章，比现在的人写得更漂亮，很有青春朝气。”王扬宗说，“青年人的激情，一是因为学的全是新东西，很难忍受旧东西；二是他们在进化论影响下，认为努力才能生存，都力图发出最强音。”

　　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

　　“科学跟国家盛衰贫弱有关系”的观念兴起于维新运动，此时国家存亡成了问题。陈独秀并不“独秀”。王扬宗说，任鸿隽、赵元任和蔡元培的科学观，都是培根式的“科学就是力量”。这代学人接受19世纪欧洲主流观念，相信科学攸关国家富强。

　　“五四”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五四”后，中国的科学体制建设迎来重要阶段，较快吸收了西方科研体制的优势，助推一批学术自主的大学与机构诞生。“与工业结合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欧美也是20世纪初才建立起来。中国很快引进。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能否有此进步很难说。”王扬宗说。

　　1937年的抗战打断了科学进程。尽管也有茅以升等科学家，有西南联大的传奇，但中国科学总体薄弱。所幸1940年代后期不少人才留学海外，为后来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奠定基础。

　　王扬宗说，1949年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国家的科教体制十年就建立起来，分为“五路大军”——中科院、高校、行业、地方和国防。国家的科技投入、教育规模、科研人数是民国时期不可比拟的。当初中央研究院经过20年发展，只有14个研究所。大的所几百人，许多所只有十几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光一个航天系统，就是几百个研究所，几百家工厂；中科院有一百多家研究所。那个时期涌现出不少成果，比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华罗庚陈景润的数学工作等等。

　　王扬宗说，1978年的科学大会摘掉了科学家的政治包袱。199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开始崛起。当时领导层普遍是学习理工科出身，对科学的认识更深刻。1995年确定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研投入年增两位数。

　　“最近20年，是中国科学发展最平稳、条件最好的20年。科研条件，师生待遇都很好。有的机构经费接近甚至超过国际一流。因此这些年成果更多。”王扬宗说。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习近平在4月30日的讲话中说，当今青年应“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回顾百年，科学的引入成绩明显。科学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罗兴波说，“新中国成立后自上而下地推动，普及科学的组织效率比较高。但在科学精神和文化上，我们还有缺失。”

　　王扬宗认为，科研条件逐渐改善后，科研制度改革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意义越发重要，这项事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完成。

　　“近几十年，我们的科技成就更大，但是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赛先生’的口号还要继续喊。”王渝生说，“要解决钱学森之问，要产生出一大批科学大师，这是我们对于今天继承‘五四’精神的最大希望。我们还要在‘赛先生’的教导和指引下，为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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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五四,五四运动,新青年,两弹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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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先生”“赛先生”和“修先生”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张宝明　　2021年03月11日06:32

关键词：德先生 修先生 赛先生

很荣幸来到北京大学做这个讲座。我来自另一个百年老校河南大学，我们的校歌中有一句歌词是“民主是式，科学允张”，曾被认为是北京大学校歌的《燕园情》里也有一句“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被五四先贤牢牢捆绑在一起，作“并重”式的膜拜。

一、破题：为何是他俩？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他俩呢？

1919年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新青年》这个“精神股份制”的刊物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在胡适和陈独秀为杂志是留在北京还是南下办刊的争论过程中，北京同仁眼见大势已去，一度很有醋意地说“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钱玄同语，虽然说“断不在乎”，其实很在意——有首歌的歌词不就这样说过吗：“其实不想走，其实还想留”）。1923年10月，胡适也曾以当事人的视角来描述《新青年》不同凡响的地位：“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胡适之的来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有人称《新青年》是“天下第一刊”，而这个启蒙刊物何以成为名满天下的“金字招牌”，这还要从他们所倚重的“德”“赛”二字说起。

要知道，早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就如此这般发出了严正敬告：“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接着，陈独秀便历数士农工商医各界不知科学的短板与害处，最后得出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科学、人权（民主）一开始就是作为不可分割的“同条共贯”驱动文化运动的：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我们要问的是，德、赛两先生，看似风马牛的两样东西为何演绎成了难分难舍的关系？

二、心同此理：启蒙的出发点

我们看到，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及其同仁不但有将自己的信仰推崇为偶像的倾向，而且还有将“两先生”拿来充当挡箭牌和护身符的嫌疑——既是向一切旧势力发起猛攻的“矛”，也是用以自我保护的“盾”。

在他们看来，既然“两先生”就是光明、真理的使者，那么作为护旗手的我们无疑就是舍我其谁的正义、进步之代言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反对能给我们带来福音的救世主。所以陈独秀的底气还是来自这“两先生”：“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副别跟我斗、有种对着“先生”之神态！

另一位“科学”代言人胡适也道出了九九归一、非此莫属的独尊心理：“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2页）虽然，胡适这里只是单提“赛先生”，但从“《新青年》派”从来都是将两者并驾齐驱的态度来看，“德先生”可谓已隐含在这句话的表述中。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主要看权力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可分两种，一种是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种是求制度上的防范。”无论是中国的儒家传统，还是希腊的柏拉图思想，“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往往是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作为统治者这种追求‘圣王’和‘哲王’的观念”（张灏：《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即是说，让当权者弃恶扬善、弃暗投明。而另一种应对“幽暗意识”的设计则是行之有效的科学与民主。五四时期，科学、民主作为观念引进来的时候，尽管不乏“内圣外王”的逻辑构成——谁掌握了科学，谁掌握了民主，谁就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思想纯粹的人，大有一种新内圣外王主义的气质，但在烛照意义上说还是功莫大焉：科学就是烛火，科学传引光明，能把人们从黑暗中救出。

也是在烛照意义上，法兰西人将18世纪的欧洲说成是“光之世纪”。178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被人问到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开明时代”（an enlightened age）时，他说：“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an age of enlightenment）。”（[美]托马斯·汉金斯，任定成译：《科学与启蒙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五四时代也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新青年》引爆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借助二位先生，以“烛照”的方式，照亮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们。

一部西方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萃取“德”“赛”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先驱的启蒙路径算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460页）：“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尽管话说得有些过头，但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德先生、赛先生何以天造地设之配位本因。

如果说共同的敌人是两先生联袂携手的外因，那么二者内在质的同一性又是两者胶着的根本所在。应该说，公共性、透明性、普遍性以及被质疑性乃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这样一种属性也就是公开说理。老舍《茶馆》第三幕里有句借助常四爷说出的著名台词：“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老舍：《茶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76页）“讲理”社会的到来，这是一个从旧社会中走出来的普通民众的心理，也是普天下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与诉求。

三、理性而不是“唯”理：勿忘“修先生”

但时间过去一百年，我们也不能不有新的思考。新文化运动者在将德先生、赛先生作为菩萨来救治中国于水火之中时，也有不可避免的偏颇，带来现代性的“隐忧”。包医百病心态下的“科学万能”以及一劳永逸心理下让“民主”扛起所有问题的不切实际的重托，很容易让“两先生”超负荷运转，相伴的是现代性的剑走偏锋。

不言而喻，“赛先生”的走红，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陈独秀、胡适以及“《新青年》派”知识同仁。走进“五四”的舆论世界，我们叹服于他们的“推销”水平。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超常规造势能力的发挥，捧红了“德”“赛”两先生的同时，也让人文学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看到，“人文”（human-ism，我们可称之为“修先生”），每每被“《新青年》派”遗忘，甚至被踩在脚下。人文，本应与科学形成必要的张力以维持平衡，但在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时代，这样的平衡轻易地被打破了。

就“科学”自身而言，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权威属性，只不过移植中国后，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将其用过了头，以至于使其变成了绝对的权威（唯科学主义）。而“民主”一词，考其词源，在中国古代，它本是帝王的意思，乃是人民之主的意思。在现代政治科学观念中，它显然也是以反偶像及其权威为归宿的。而在五四时代，德先生与赛先生一样受到膜拜，造成了双双的跨界越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唯科学主义和唯民主主义在中国不胫而走的历史，印证了我们常说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那句话。与我们上一部分所说的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古典传统对应起来看，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过度开采、挖潜与使用，给中国启蒙运动走向埋下了“隐忧”。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既然旧政治、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本是一家眷属”（《胡适、陈独秀答易宗夔》，《新青年》5卷4号），按照“除恶务尽”的逻辑，必须一起被打倒，被抛弃。

感悟、直觉、情感、信仰这些具有精神性的质地都是人文学科的禀性，尤其是东方文化之中庸、仁道、内敛、博雅等淑世底蕴，在最后，都被以“眷属”的名义株连了。直到1924年，钱玄同还在日记中对旧文化耿耿于怀、不愿放过：“旧则旧，新则新，两者调和，实在没有道理，制度是有机体，牵一发而全身动摇也。我以为真应该将东方文化连根拔起，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才是。”（《钱玄同日记》（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0页）这与其新文化运动初期发表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论同出一辙。尤其当《学衡》这一旨在推动文化复兴的杂志面世后，钱玄同更是怒火满腔，“烧毁中国书”念头又都死灰复燃了（《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傅斯年当年上书校长蔡元培“主张哲学门应归于理科”（《傅君斯年致校长函：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8日），正与时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不惜一切代价将传统的人文学术连根拔起严丝合缝：“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陈独秀答皆平》，《新青年》9卷2号）本应走在阳关大道上的科学，却在启蒙的平台上走上了一条唯科学主义的狭窄小巷。（梁启超：《非“唯”》，《教育与人生》，第20期，1924年3月3日）

将唯科学主义和唯民主义合起来看，应该说，两者都是“唯”的问题。在这里，科学之排人文，犹如民主与法治之距离的疏远。说穿了，法治文明乃是五四那一代人未能企及的现代标杆。这也是了梁启超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专门撰文“非‘唯’”的原因（梁启超：《非“唯”》，《教育与人生》，第20期，1924年3月3日）。

四、重温和反思：向先贤致敬

接着从“唯”的思路讲下去会发现，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即是一个从一人当道、万夫莫开到“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泛化过程：从神做主到人做主，从帝王一人主政到大众共同参政，从单数到复数，从少数到多数。以从“巫”一人或少数人的“通天”到轴心时代的众人的“绝地天通”这一线索来看，今天的微信时代之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主持人、发言人，大有历史纵深发展的深意。巫化、神化的时代不可能有“赛先生”的气场，也不可能有“德先生”席位。

人类社会愈是文明便越要防止混沌、迷信、模糊的私藏、独享和垄断。“唯”或“一”乃是特权之思维的折射。这样的状态与人人遵守、不留死角的通约原则和规范相距甚远。民主的真意，并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定律，而在于人人遵守已经为大家公认的原则，在有不同意见或纷争时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人人讲理来解决。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话儿：“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无死角、无例外、无特权之后，才有可能走进法治的世界。由此看来，从追求法治的角度看，民主和科学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兄弟。唯“理”是从，而不是唯上是从、唯权是从、唯师是从乃是“德先生”“赛先生”共同追求的境界。

首先，追求公开性、透明性、真实性构成了“德”“赛”两先生的基本内核。在这里，既没有偶像式的绝对权威，也没有简单相加的“群众”式的正确（顾准：《科学与民主》，《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297-302页）。正如哈耶克所理论的那样：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社会，我们都显得十分无知。而且很多人的无知相加不是更加有知，而是更加无知。（[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28页）

其次，二者同具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科学研究需要宽容的环境，民主更需要包容的胸怀。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容错机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在二者互通的体制中找到通向自由、法治之路。

其三，民主和科学精神之共贯同条乃是怀疑。共贯同条这个成语出自王夫之之口，意思是指事物之间的脉络连贯、事理相通。就科学而言，它是在“无疑处有疑”中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民主则是在对决策后果不确定性的评估中各人分担各自的责任。以科学为代表的理性认知之无止境与以民主领衔的个人认识的有限性殊途同归。在这里，“德”“赛”都具有显著的解构性，都具有对封闭或说闭关的破坏性。

最后，二者在严格意义上都不是目的意义上的终极关怀。科学和民主的目的是自由。“民主是式，科学允张”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理念。二者在互为补正的关系中达到高度统一。

一百年前，以北京大学为主题的先驱们为中国现代性道路抛出了至关重要的“德”“赛”命题。一百年后，站在先贤营造的思想场域中巡礼堪称别有一番滋味。为此，在今天的演讲即将结束之际，我更想重复一下我的想法：在中国这样具有浓彩重墨之人文情怀的社会，我们一方面要有守正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要抱有人文情怀的创新或复归。在我们怀揣温情向五四先贤致敬的同时，也别忘记悄悄跟在我们身后的“修先生”。

（本文据作者日前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整理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马诗雯，发表时有修订和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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